[13] 乾隆元年七月己亥，《高宗实录》卷22。.8^4\k/a·n¨s·h`u\.`c/o*m_
[14] 乾隆二年十二月丁酉，《高宗实录》卷58。
[15] 乾隆三年正月山东，二月丁亥河南，甲午直隶，六月己丑四川，《高宗实录》卷61，62，70。
[16] 乾隆二年九月戊子，三年十二月乙酉，《高宗实录》卷50，82。
[17] 乾隆六年七月甲戌，《高宗实录》卷146。
[18] 见晏斯盛：“推广社仓之意疏”。
[19] 乾隆二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20] 乾隆七年九月，《高宗实录》卷175。
[21] 乾隆八年闰四月癸亥，《高宗实录》卷190。
[22] 乾隆八年七月，《高宗实录》卷197。
[23] 乾隆二年八月，《高宗实录》卷49。
[24] 乾隆三年四月己酉，《高宗实录》卷67。
[25] 《皇朝文献通考》卷36。
[26] 乾隆元年见《石渠余纪》卷4《纪籴》，七年十月见《高宗实录》卷177。_躌*4?墈!书\ ?蕞,芯.璋+劫^庚~鑫\筷￠
[27] 相传圣祖不饮酒、尤恶喫煙，曾传旨禁天下吸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3，中华书局，1989，页72；又，康熙以来虽“无岁不禁烧锅”，是二者皆曾禁之，惟禁而不止耳，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五章。
[28] 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上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令自今以后每岁督抚将各地户口减增、仓谷存用，详悉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
[29] 资料来源：梁方仲书，甲表76，页251；唯乾隆十一年数有误，现据实录改二五零五为三五零五万石。
[30] 见《高宗实录》有关各卷。
[31] 乾隆十三年三月舒辂奏，《高宗实录》卷311。
[32] 《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33]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关于直隶赈灾，据研究共用从外地“输入”粮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本地仓粮只用了十五万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优-品~晓_说/徃\ *首`发!
[34] 王国斌：“清代的粮食骚乱”（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ournal ofAsian Studies》，1982：8）。
[35] 乾隆七年二月戊午，六月戊申，《高宗实录》卷161，169。
[36] 乾隆七年三月辛巳，六月辛亥，《高宗实录》卷163，169；又见《石渠余纪》卷4《纪平粜》，乾隆三年那苏图疏，等。
[37] 乾隆二年六月，三年二月丁巳，《高宗实录》卷45，63。
[38] 乾隆七年五月，《高宗实录》卷167。
[39] 乾隆三年四月壬寅，《高宗实录》卷67。
[40] 《皇朝文献通考》卷36，乾隆七年谕。
[41] 乾隆五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126；《石渠余纪》卷1《纪赈贷》。
[42] 乾隆五年六月丁亥，又见十一年八月辛巳，按，此事始于乾隆三年，《高宗实录》卷119，273。
[43] 乾隆十年十一月江苏，又见二年十月山西，《高宗实录》卷253，55。
[44]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高宗实录》卷555。
[45] 见朱伦瀚：“截留漕粮以充积贮札子”，《皇朝经世文编》卷29；以上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
第六章。
[46] 见乾隆九年正月壬寅，二月癸酉，《高宗实录》卷209，211。
[47] 乾隆九年正月癸巳，《高宗实录》卷208。
[48] 分见《高宗实录》乾隆十年六月，九月，十三年闰七月各卷。
[49] 如“大司徒”之职，其一即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若遇大荒，“则令邻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孙诏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北京，246、770，参见高王凌：“中国古代的大政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页10；又，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救济，如黄中坚以为：“吾观三代盛时，以九职任万民，自邱陵园廛漆林而外，大率尽归于井田，……宜其民之皆有以自养。然其时即有若闲民之转移执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鳏寡孤独废疾之伦穷于天，游惰不率教之属穷于己，至不可胜纪也”（“限田论”）。
[50] “周礼遗人掌凡委积，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制莫善也”（王昶：“癸未会试策问一道”，《皇朝经世文编》卷39）；“周礼遗人之职。委积以恤艰阨。积储之所系綦重”（晏斯盛：“请分常平为社仓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1），明确就是积储的功能。
[51] 晏斯盛：“井地以后，惟社仓为长久规模”（“请分常平为社仓疏”）。
[52] 陈兆崙《紫竹山房文集》卷13《予告资政大夫前任广西巡抚工部尚书卫公别传》。
[53] 《高宗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
[54] 乾隆八年九月，《高宗实录》卷201。
[55] 乾隆九年二月，《高宗实录》卷211。
[56] 于此也不应有太大的误解，毋宁说皇上是把这想法深深埋在了心底，参见乾隆六十年四月丁酉，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