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张桂英，其父早年去世，我母亲随娘去张家，那年我母亲才14岁，16岁嫁给了我的父亲，18岁被我父亲休书一封结束了暂短婚姻，19岁我母亲生我，为了儿子她含泪苦心熬过了八年。
至一九四一年才被我父亲接到山东，在日本鬼子扫荡中险些丧了性命。一九四二年随我父亲回东北老家田庄台，一九四三年又带着我和大妹妹来到安徽阜阳县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随我父亲又回东北。
一九五九年八月，我父亲因历史反革命一案被捕后去山东临沂劳改，这一去又是十五年，此时我母亲已生下我们兄妹七个孩子（不包括我死去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我母亲为我们兄弟的成长付出特别大的辛苦，特别是五九年我父亲入狱到一九七四年刑满释放回家，这十五年恰好赶上国家困难时期，特别是一九六0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困难，我母亲带着妹妹和弟弟们吃糠吃菜吃榆树皮，甚至吃造纸厂分下的稻草纸浆。
我母亲含泪卖掉家中多年的积蓄，包括三个金戒指、五个金扣子、一件皮大衣，起早贪黑编苇席总算度过困难时期。一九七四年我父亲从山东刑满释放回来后，又到村继续劳改，也没有收入帮助我母亲。
我从五九年开始大学毕业至一九六0年我每月收入工资46元，我每月给我母亲25元，一九六0年转正后，我每月工资56元。我给母亲35元，一九六二年秋季我调入伊春，工资晋升每月62元，再加上津贴，我每月可以收入工资78元，每月给母亲50元，这在当时也不算少了，但对于我家七八口人还远不足所用。
一九七八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大洼县委落实政策，给我父亲重新安排大洼县城效乡农场医院当大夫，工资恢复五九年被捕前（每月129元）标准发放，我家生活有了转机。可惜在一九八一年我可怜的母亲终因多年积劳成疾得了直肠癌到了晚期，无法医治而离开了人世。
我母亲这一生没享受几天福，特别前后23年我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带我们闯过了多少难关。母亲用眼泪和辛劳为我们兄弟姐妹铺平生存之路。我永远也报答不完我苦命的母亲呀！母亲您在九泉之下看到您儿女如今都过上了美好生活你会含笑吧！我的母亲您安息吧！
我的父亲迟天民，自幼家境贫困,母亲早年去世，只读四年小学，后去营口学医，日本侵略中国九一八后，去北平协和医院从医。一九三九年在北平参加了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一九四二年随国民党五十一军四十四师六八三团在山东省九女山驻防。
我父亲当时是六八三团的少校军医官，营级军衔，但因当时反共，走上了犯罪道路，于一九五九年被山东临沂地区苍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一九七四年刑满释放回原藉庞家店继续实行劳动改造，一九七八年大洼县同意安排在大洼县城郊家场做医生，一九八六年因患食道癌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对于父亲的病逝我们兄弟姐妹都十分沉痛，我的父亲虽然在历史上犯了罪，但在那个时代他并不知东北军反共，他带着抗日救国之心参加了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安事变后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于学忠领导的国民党五十一军四十四师六八三团，在六八三团一直主管全团医疗工作，且在四二年该团与日本鬼子作战中肩部重伤。
出狱后，在当时大洼县政府的关怀下，给我父亲重新安排到城郊农场医院工作后，他治愈了不少患者，治好不少疑难杂症，受到政府、卫生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好评。我父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弯路，但他终于站到人民队伍里，成为正大光明的遵纪守法的公民，我们做为子女的应正确地对待他，他是我们的好父亲。
应该值得特别说明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的十六年里，父亲都尽心尽责的供给我经费，让我读书，并教育我怎样做人，这是我比弟弟妹妹们的偏得。如果说在家庭生活上给我父亲找点毛病的话，我想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父亲不应到北平后变了心，把我母亲给抛弃了，怎么能忍心把一个相依为命、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给抛弃了啊！二是在北平不应对二妈说谎，欺骗我二妈说自己家中没有娶过妻子，而事后把我二妈和所生的女儿一扔就是十七年；三是我父亲七四年刑满释放回来，脾气变得很差，还责怪我母亲不该把三个金戒指和五个金扣子及一件羊皮大衣给卖掉维持生活，他哪里理解我母亲这十五年来所过的苦难生活；四是父亲在城郊农场工作时，农场为他安排了三间住房，他又是高工资，但把我母亲扔在田庄台同我老弟一起，而不让我母亲和他共度晚年；五是父亲在临终前写下遗嘱，说什么我们兄弟姐妹都是不孝之子......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哪些地方我们不孝了呢？按理说我做为长子的不应指责自己已故的给我生命的老父亲，但请父亲原谅儿子吧，不管怎样您永远是我们尊敬的好父亲！